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

吕巧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性，尤其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不过，他们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不同的，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差别。从总体上看,两个理论都对两大法系的制定法和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赖利益 缔约过失 论述角度 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 影响

富勒在美国契约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发表的文章《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被认为是在契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该文中，富勒通过对损害赔偿目的的认真研究，发现了隐身于现实实定法契约责任背后的基础——信赖利益，①并提出，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这就打破了美国契约法上传统的损害赔偿原则，即“要么赔偿期待利益，要么没有责任”，为英美传统的契约法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方式。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相类似的，在大陆法系为缔约过失理论，它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提出的。耶林于1861年首次以历史与理论的观点对缔约过失加以论述,他认为：于契约成立之前，在特定要件下缔约当事人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而且可以产生权利义务之债的关系,[1]违反了债务，就应当依当事人订立或所欲订立的契约承担责任。这项规则被德国的Hans Dolle教授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于避免严格约因主义的适用，填补受害人因信赖允诺而遭受的损失，其功能和大陆法系的因缔约过失而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是一样的。因此学者常常将富勒的贡献类比耶林对于大陆法系的贡献。不过，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不同，缔约过失理论和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论述的切入点、责任基础以及范围和内容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对英美法系尤其是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缔约过失理论进行简略的比较分析，以期达到对两个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一、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角度来分析：
学者之所以将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相对照，主要是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富勒本人对德国法学很有研究，而且对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他的信赖理论有一定的缔约过失的理念；其次，最重要的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多都是相同的。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了在理论上一直被忽视的信赖利益的赔偿在现实的判例中正在进行，尽管一般是很隐蔽的形式。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赔偿的判例形式主要包括：期待利益无法确定的损害赔偿；合同不能与目的落空时的损害赔偿；表述或者法律效力不完善时的损害赔偿；涉及非商事性标的的交易；错误陈述的责任，撤回要约或允诺时的损害赔偿，以及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会给允诺人施加不当负担的判例，等等。实际上在此之前，对于错误的制度、胁迫和不当影响的制度、无主体资格和滥用代理权的制度以及错误陈述制度等，普通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只能解除合同，然后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约因就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没有责任。但是富勒通过归纳的方法分析指出：这样的判例很多都判予了受害人以信赖利益的赔偿，这些判例的形式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相似。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契约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虽然大陆法系各个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不同，但是一般情形下，缔约过失制度应用广泛，主要也包括了契约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无权代理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缔约之际没有尽保护义务、通知义务、保密义务等产生的损害赔偿，撤回或撤销要约不当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撤回承诺不当时的损害赔偿[2]等等，在此情形下，加害人要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同时，在富勒列举的许多判例中包含的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中间领域，也可以看作大陆法系的因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者可撤销等产生的损害赔偿。因此，虽然大陆法系缔约过失的类型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即先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涵义,再看哪些情况适合此规定,和富勒的通过列举案例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但在先契约责任问题上，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效果是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名称上相同；最后，富勒主张信赖利益的目的在于探究对违反约定的司法干预之正当性的根据，[3]而大陆法系将缔约过失理论纳入现行法律体系时，主张其法律基础或为侵权或为契约，其实质也是使法官在做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判决时有法律依据。因此，基于以上几个相似点，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制度做类比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论述的角度是不同的。富勒提出信赖利益理论主要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着手，来说明契约效力的根源。英美传统法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损害赔偿方式，其理论根源在于其约因理论。约因的概念产生于英国，发展和完善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构筑了形式主义的约因理论。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已经具备，否则既不存在契约，当然也无契约责任。[4]这个外在的形式就是约因。该理论表现在契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模式，同时，美国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是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为目的，因此，传统的损害赔偿模式就是：如果存在约因，就要赔偿全部的期待利益；如果没有约因的存在，则不对受害人赔偿。这样将损害赔偿责任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霍姆斯及其后继者主要是威利斯顿的约因理论表现在《合同法重述》第75条中。虽然《合同法重述》第90条规定了“允诺禁反言”原则，但它只是约因的例外替代，即一方合理信赖另一方的允诺而作为或不作为，并为允诺人可预见的，视为有适当的约因，允诺就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该情形下的损害赔偿，仍然是赔偿全部的契约赔偿请求（a full contractual recovery）。富勒指出，“反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即足以使原告获得充分的填补时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使他获得了全部，更有甚者乃是在那些原告急需且适合部分时由于法院不敢给他全部则可能使他落个全无。”[5]因此他主张赔偿信赖的必要性必须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允诺利益而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样就增大了契约损害赔偿的场合。至于法律为什么保护期待利益，富勒认为，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因为信赖利益中机会的损失难以计算，而期待利益是合同的价格，计算起来较为简单，这样保护期待利益成了保护信赖利益的替代物，才产生合同法上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目的。法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是对于只承认期待利益的赔偿或责任否定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传统契约法理论的突破，它发挥着开拓中间救济道路的功能。
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并不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来论述的。德国普通法时期过分注重意思说，强调当事人主观意思的合致，故不足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要约承诺传达失实，相对人标的物的错误，俱足以影响契约的效力。[6]基于这样的事实，耶林提出，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能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就他方当事人因信赖契约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是依所欲订立的契约而不是根据侵权来承担责任。在缔约过失理论刚提出时，只是适用于契约不成立或无效的场合，后来德国判例学说进一步贯彻他的理论，认为即便是没有缔约行为或者缔约上的意思，也可以直接有客观的社会关联产生法律关系以及债的关系。缔约过失理论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使这一制度溶入现行的法律体系，也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归属，学说多有争议，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和法律规定说三种。有学者认为,耶林在建立缔约过失责任之时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侵权行为仅适用于尚未频繁社会接触而结合的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而当事人缔约时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生活关系，负有互相照顾的义务，这种义务要高于侵权法中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因此，违反此义务就不应该按照侵权行为的规定来负责任；同时德国民法中第823条所保护的为所有权及其它权利，对于财产本身并不保护，并且即便是符合了缔约过失的要件，则因有雇佣人免责的规定、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对受害人保护不周，因此，侵权行为说不可取。耶林主张的法律行为说因为纯出于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很大的缺陷，也不足取。最终德国判例学说肯定当事人因缔约行为而产生了一个类似契约的信赖关系，并属于法定债的关系，这在实体法上体现为修改前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于311条第2款、第3款明确地规定了缔约上过失的一般理论。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式的契约缔结上的过失论，从契约的无效、不成立场合下的损害赔偿开始，扩大到不问契约效力存在与否，只要有契约接触场合下的一般的保护义务。在此核心的争点首先是应否肯定这种责任，且如果肯定之，其法律性质如何，即该责任应看成契约责任还是应以侵权行为法来处理？[7]与此相对，富勒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始终在于契约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即他着手的不是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中间领域，应归属于哪类的问题，而是传统上契约责任的赔偿形式主要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形式还是更多场合采取信赖利益的赔偿？简言之，前者是从契约外的法律关系来论述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者是从契约内的法律关系来研究的。
二、信赖利益的范围和限制分析：
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说明，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判予被告赔偿信赖利益，大陆法系的缔约上过失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信赖利益的赔偿，两者在范围和损害赔偿的限制方面有很多共性，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区分判予契约损害赔偿所可追求的三种主要目的，富勒将契约利益分为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如果基于对被告允诺的信赖，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某些价值，被告未履行其允诺，法院可以迫使被告交出他从原告处接受的价值，[8]这种利益就称为返还利益（the restitution interest），对此保护意味着防止不当得利；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使自己产生的自我状态的变更。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恢复到与允诺做出前一样的处境；期待利益是基于双方的约定创造出来的期待的价值，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置于与契约已被履行相同的地位。大陆法系将契约利益分为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完全性利益（维持利益）。履行利益是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失，又称为积极利益或积极的合同利益；信赖利益是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该行为无效或可撤销时所蒙受的损害，也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合同利益；完全性利益是指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受害人于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认为构成缔约上过失时，应由加害人赔偿此类损害，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合同所生的利益，却并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9]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状态，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受害人恢复到缔约前的经济状态。这和富勒讲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大陆法系的履行利益和富勒所称的期待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相近，一般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不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却不相同。
富勒认为信赖利益可以分为两类：必要信赖（essential reliance）和附带信赖(incidental reliance)。必要的信赖是原告通过合同所可获得好处的“代价"，它包括对双务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条件的履行、对单务合同中所要求之行为的履行、为这两种案型的履行所做的准备以及因缔结合同本身所受的损失，如错过缔结其他赢利合同的机会。附带信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可以从合同中预想到的，但却不构成完善原告合同权利的必要行为，他不能够被看作是被告履行的“代价”。而大陆法系的信赖利益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是被害人既存财产减少而受到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在治疗上所支出的医药费，所失利益是指现存财产应增加而不增加所失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不能工作减少的工资。具体来讲，所受损害包括（1）订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去订约地或者查看契约标的物所支出的费用；（2）准备履行的费用，包括为给付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费用；（3）提出之给付，例如对金钱和物的给付，（4）其他 ，所失利益主要是为丧失有利订约机会的损害[10]。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相比较，富勒的信赖利益的范围不包括大陆法系信赖利益中所受损害中的第三项“提出之给付”，而是将其视为返还利益的部分。（不过，在德国对于此种情形受害人当然可以依不当得利提出返还请求，但是也可以基于信赖利益提出，盖此为信其契约有效而受之损害也。①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必承担给付标的物的意外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因此，富勒信赖利益的范围较大陆法系的范围小。
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要求期待利益作为最高的限额，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基本的原则上是给予肯定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333条a款规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全部赔偿不得超过“全部合同价格”，富勒对此不予认同。依他的观点，这一公式只能作为一种一般性是有用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件中很有可能对原告会显得过于苛刻，也有可能其对原告宽宏大量而被拒绝。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信赖来确定是否需要期待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对于必要信赖，应该以合同价格为最高限额，因为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就表明原告签订一份亏本的合同，就是允许原告将自己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必须通过参照从其所要从事的生意合理的预期到的利润或损失，来限制原告获取得赔偿。在涉及附带利益的场合没有理由以“合同的全部价格”亦即“客观”的期待限制赔偿，因为此种信赖的负担以超过“全部合同价格”的数额转嫁给被告并不够成将原告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在这里，富勒以一古老的英国判例说明问题。该案中租户租房用来开店，他同时买进一批货物准备开业后销售。房东毁约不租给房子，他告到法院不仅诉回房租，而且那批货价也得到赔偿。原告根据租房合同所进的货便属于附带信赖。对于这样的信赖，若是可以预见的，不应以合同价格为限度。同时，富勒认为，像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未臻完善的合同的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限，应该是值得赞同的，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便会给相对方加以沉重的负担。
大陆法系对此也有讨论，德国民法和日本的判例均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数额应该不超过履行利益，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对撤销意思表示人的损害赔偿做了限制，“但赔偿数额为不得超过另一方或者第三人于意思表示有效时所受利益的数额”，第179条规定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的赔偿数额“不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可得到的数额”。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07条也规定了客观不能而致契约无效的情况下“赔偿额不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享有的利益的金额”，不过德国学者对此条文有疑义，认为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契约没有必要让它无效，而且第307条得客观不能是以当事人一方有过失为要件，第122条并没有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有过失，所以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也就是在第307条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该以履行利益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判例对于因订约上过失所生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明白表示不以履行利益限制之。[11]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综合采纳了各种情况和学说，将第307条删除了。总体来说，大陆法系的学者也认为，一般言之，被害人得请求的，系若无加害行为时，其所处的状态，故应以信赖利益为原则，至其范围，视违反义务的态样及侵害行为而有不同。若因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被害人于其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也就是维持利益，可能会超过履行理由，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的问题，如果违反的是信赖义务，例如没有适当说明而使他方支出无益的费用时，那么加害人赔偿的也以履行利益为限度。[12]
关于其它的限制条件富勒并没有做出详细论述，但是美国契约法的理论是将信赖利益的赔偿纳入合同诉讼之中，所以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也和期待利益一样，受到减损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费用支出的确定性等的限制，使信赖利益不至于蔓延扩大到不可限制的地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做法相似，信赖利用的赔偿也会受到相当因果关系、减损规则以及损益相抵等规则的限制，但是在与有过失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还有权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有学者认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必须是信赖人善意无过失，如不具备该条件而受到损害，亦系咎由自取，法律自无须再予保护。[13]也有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害人有过失者，法院得减轻赔偿余额或免除之。[14]英美法系契约责任是严格责任，不考虑当事人的过失，并且其减损规则可以起到和与有过失相同的作用，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有过失是否适用的问题。
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下才可以请求，所以对于违约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一般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三、地位、影响和意义：
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对于英美的契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哲学上，其信赖利益理论对传统的约因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并且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的划分也提出了质疑，同时，学者阿提亚发展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提出了新的信赖理论，对契约的效力的根源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实定法上，富勒划分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以及返还利益成为英美契约法上最基本的概念构成之一。《合同法重述》（第2版）新增加了第344节规定了合同的“救济目的”，其中就是划分了三种利益。[15]重述第347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般计算标准”，即“按照第350－53条所述之限制，受害方有权请求基于其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由于他自己的违约（第374条）、履行不能和目的落空（第377条第1款）、根据《欺诈法》（第135条）和由于对方当事人基于如下理由得撤销：错误陈述、胁迫、错误和无行为能力（第376条）等情况下，适用返还利益的赔偿；在第87、89、90、139条规定的情形下，即允诺的执行力的基础在于信赖时，法院可执行该允诺，但将受诺人获取得赔偿限定于其信赖利益。第349节规定了基于信赖利益判予损害赔偿作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的替代方式。不过，在第349条的评论中，对信赖利益的划分和富勒的划分方法不同，它将信赖利益分为利润不确定时的信赖利益和其他场合的信赖利益，而没有采取必要信赖和附带信赖的概念；《合同法重述》（第2版）中对信赖利益的赔偿的范围也没有像富勒在文章中所述的范围广，其规定的信赖利益的赔偿最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1）对期待利益的确定性无法证明的情况，（2）当事人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3）“允诺禁反言”的情况。①
《合同法重述》（第2版）没有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以期待利益为最高限额的问题做出规定。但不管怎样，一条适用的原则是：对信赖某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寻求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不会故意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了完全的履行他所处的状况会更好的状况。
耶林提出的缔约过失制度，对于其它国家法律的形成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民法制定时，对缔约过失理论进行过讨论，其究竟为侵权行为或者是一种法律上义务的违反，还不清楚，所以应由学说判例加以发展完善，因此德国民法典问世时，并没有规定缔约过失的一般理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承认。[16]不过，随着判例学说的发展和诚信原则的广泛适用，缔约过失制度已经成了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一般原则，并且对外国的学说判例以及立法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对“谈判和签约前的责任”做出规定：“在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一般性的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希腊民法典和以色列一般契约法对缔约过失责任也有规定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师承德国，所以在缔约过失的规定上基本和德国民法典保持一致。我国大陆也于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原则。所以有学者说，耶林氏理论的发展遍及全球，影响深远。[17]
当然，富勒的理论和耶林的理论提出来之后，都曾受到了一些批判。富勒在文章的后部也论述到对他的法律主要保护信赖利益的理论，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担忧，一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可能会混淆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的界限，二是普遍采纳信赖利益理论会害及法律的安定性，三是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干预的领域。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遭受批评的地方，主要也是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会扩大法律干预的领域。针对这些反驳，富勒认为，对于“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采取信赖利益理论可使得原来“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摆脱偶然因素；信赖利益的范围也必须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对于其他人的反驳，从其反面来说，也正好说明了十分有必要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从这里可以看成，富勒想通过信赖利益理论，使得由信赖允诺而造成的损害成为契约上赔偿的一种救济方式，在这一点上，富勒和耶林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相同的，因为两者的理论都是对纯以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构成的法律体系的突破，将道德义务溶入法律范畴，以社会生活填补法律的漏洞。[18]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本旨上相同的两个理论——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理论，经过其他学者的引用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美国著名学者吉尔莫在其著作《契约的死亡》中引用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作为论据，来证明契约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因为对于契约法适用信赖利益的赔偿，就和侵权行为法上的利益赔偿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以吉尔莫认为，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界限在慢慢消失，契约法为侵权法所吞并（或者它们都被一体化的民事责任理论所吞并）是其命中注定；[19]而耶林在提出缔约过失责任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它不属于侵权责任，而且它比侵权责任有着很显著的优点就是在过错的举证上的便利和时效的不同，因此，大陆法系的有些学者认为契约责任的范围伸向侵权责任的领域。不过虽然结论不同，但是这也正说明了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相互渗透。王泽鉴先生在《债法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中揭示了债法的另一条发展轨迹，人类早期社会偏重于用侵权行为法来调整横向关系,契约的违反，也被视为侵权行为。关于这点，吉尔莫在其文中做了相同的论述；至罗马法时期以降，因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当事人之间信赖增加，因而建立契约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逐渐扩张，与侵权行为法并峙，乃至侵蚀侵权行为法；近现代以来，若干原属于侵权行为法的法律关系，例如缔约过失，积极侵害债权等亦被视为契约关系，受契约法的约束，契约关系的效力，予以扩张适用。许多德国学者称之为“侵权法向合同法的位移”②。基于以上所述，可否这样认为：在现代民法中，并非仅存在侵权行为法吞并契约法，或契约法吞并侵权法，而是侵权行为法与契约法相互融合的趋势加强，并且和富勒所持观点一样：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17] Hans Dolle. 法学上之发现[A].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12.
[2]崔建远.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105－108.
[3][7][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A].胡宝海译. 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0. 236.237.
[4][19] [美]格兰特·吉尔莫. 契约的死亡[A].曹士兵、姚建宗、吴巍译. 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8.148.
[5][8] [美]L. L.富勒 ,小威廉 R.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A]. 韩世远译. 梁慧星主编. 为权利而斗争[C].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27.507.
[6][9][12]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88. 101.
[10][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C]（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30－237.234.
[13]林诚二. 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 台湾 : 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9..308.
[14]王泽鉴. 债法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48.
[15]韩世远.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180.
[16]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36.
[18]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and Culpa in Contrahedo
Lv Qiao-zhen
(School of Law of Tsinghua Univ.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L.L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ulpa in contrahedo"in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especially in the typical field where the reliance interest exerts its functions, which was brought forward as a fact by Fuller. But then the angle of discussing these two theories is different, so does the range of the reliance damages. On the whole， they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statutory law and philosophy of law in two legal systems, and they also impel u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二号）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已由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2年11月29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条例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1月29日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

　　2012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和供水安全，保护河道生态环境，发挥河道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的整治、维护、利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应当将河道管理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河道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四条 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河道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国土资源、林业、农业、交通、环保、建设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河道管理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河道管理工作。
　　第五条 河道整治规划、采砂规划编制以及涉及的行政许可审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流域面积五千平方公里以上河流主要河段及市际间界河（含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影响较大的跨市河流），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流域面积五千平方公里以上河流非主要河段、流域面积一千平方公里以上五千平方公里以下河流主要河段及县际间界河（含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县影响较大的跨县河流），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三）流域面积一千平方公里以上五千平方公里以下河流非主要河段、流域面积一千平方公里以下河流，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四）鸭绿江、跨省河流（含省、自治区间的界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维护
　　

　　第六条 河道整治包括构筑堤防、护岸、清淤疏浚和闸坝、泵站等水工程措施，以及恢复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堤防绿化、水土保持、河道流量调度、湿地保护、排污通道和排污口清淤治理等生态工程措施。
　　第七条 河道整治规划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与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供水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河道整治规划应当包括防洪标准、工程管理、环境评价、河道生态等内容。
　第八条 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组织编制的河道整治规划，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航道的河道整治规划应当征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河道整治规划需要修改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河道整治规划，制定河道整治年度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有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设立标志，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 流域面积五千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堤防护堤地迎水面一般不得少于五十米，背水面一般不得少于二十米。其他河流堤防护堤地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确定。
　　第十二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由县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堤防及其护堤地、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工程及其管理范围用地，在依法履行土地征收手续后，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核发土地使用权证。
　　河道整治需要占用的土地，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划拨或者调剂。
　　第十三条 堤顶或者戗台兼做公路的，应当经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堤身、堤顶和戗台公路的管理和维护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商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跨越堤顶的各种道路，应当填筑坡道，严禁扒堤通过和降低工程标准。
　　第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河道堤防、护岸以及闸坝等水工程的安全检查和维修养护，及时消除隐患，保障运行安全。
　　对河道内水工程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由责任单位或者个人负责修复、清淤。
　　疏浚河道应当按照要求堆放清理出来的砂石、淤泥，禁止阻碍河道行洪。
　　第十五条 在河道内修建拦河闸坝工程，应当按照河道管理权限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审查批准。拦河闸坝工程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建设保证河道合理生态流量的设施，并按照批准的调度方案运行。
　　因河道内的水量不足，可能对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影响时，应当进行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水量调度方案由有河道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护堤林、护岸林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营造防风固沙林的，应当符合河道整治规划。
　　护堤林、护岸林需要更新或者间伐的，应当提出计划，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按照规定进行补种。
　　第十七条 堤坡可以种植草皮、灌木，禁止种植乔木和耕种作物。已有的乔木，应当限期由林木所有者连根清除，并填土夯实，恢复堤防设计标准。


第三章 河道采砂


　　第十八条 河道采砂应当遵循保障防洪、供水安全，谁采砂谁恢复，保护河道生态环境的原则。制定河道采砂规划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以及河道整治规划的相关要求。
　　第十九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组织编制的河道采砂规划，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组织编制的河道采砂规划，应当逐级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涉及航道的河道采砂规划应当征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修改河道采砂规划，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二十条 河道采砂实行年度计划制度。采砂年度计划由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采砂规划进行编制，逐级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未列入采砂年度计划的河流（河段），禁止一切经营性采砂行为。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河道采砂规划和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河道采砂禁采区及禁采期。
　　下列区域为河道采砂禁采区：
　　（一）堤防、护岸、涵闸、拦河工程、饮用水源、水文观测及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的保护范围；
　　（二）跨河、穿河、跨堤、穿堤、临河的铁路、公路、桥梁、码头、管道、缆线等工程设施的河道内保护范围；
　　（三）河道险工、险段等保护范围；
　　（四）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区域。
　　第二十二条 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设施出现险情、发生地质灾害、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情形不宜采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确定临时禁采期，并可以要求采砂权人将采砂作业机具撤离。
禁采区、禁采期、临时禁采期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河道采砂权的出让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交易方式进行。招标、拍卖、挂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河道采砂权出让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取得河道采砂权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河道采砂权出让价款。
　　第二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对取得河道采砂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河道采砂许可期限不得超出河道采砂权出让期限。
　　河道采砂许可证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禁止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私自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采砂权人应当在采砂场所设立公告牌，标明采砂许可证号和采砂范围、数量、期限及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并设置警示标志。
　　第二十六条 采砂权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开采范围、数量、期限、深度、方式、弃料处理等要求进行作业，服从防洪调度，保证行洪安全。因采砂造成塌岸、坑槽、植被毁坏或者弃料堆积河床的，采砂权人应当及时恢复或者清理。


第四章 涉河建设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确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涉河建设项目的，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并按照河道管理权限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涉河建设项目的规模、地点、性质、用途等。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九条 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员到现场监督检查，建设单位应当予配合。建设项目施工影响和降低防洪工程的功能和标准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恢复或者采取相应措施，确保防洪安全。
　　建设单位需跨汛期施工的，应当编制工程度汛方案，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涉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除施工废弃物及相关阻水障碍物，恢复河道原有行洪标准。
　　第三十条 涉河建设项目需要缴纳占河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
　　第三十一条 涉河建设项目需要在河道内修建临时便道便桥、筑坝围堰等施工设施形成阻水障碍，以及需要破堤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河道恢复保证金，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河道恢复保证金实行专户储存，不得挪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扣押采砂作业机具，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进行采砂的；
　　（二）在禁采区、禁采期、临时禁采期采砂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采砂许可规定的范围、数量、深度开采的；
　　（二）改变采砂作业方式的；
　　（三）未按要求堆放砂石和平整弃料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私自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收缴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私自转让的河道采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清除或者恢复；逾期不清除或者恢复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组织清除或者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一）对河道内水工程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未及时修复、清淤的；
　　（二）在堤坡种植乔木和耕种作物的；
　　（三）建设单位未及时清除施工废弃物及相关阻水障碍物，恢复河道原有行洪标准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四）不按照规定收取规费，或者截留、挤占、挪用规费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辽河保护区、凌河保护区内的河道管理，分别由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凌河保护区管理机构按照《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辽宁省凌河保护区条例》的规定执行；未做规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1984年6月9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