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单位犯罪中之“单位”

陈小彪
(重庆邮电学院法学院 400065)


内容摘要:单位犯罪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但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所为何物却鲜有人关注，而从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体抽象出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应是单位犯罪研究的理论前提，本文在借鉴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定义的基础上，认为单位犯罪中之“单位”是指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成立的，得到法律认可的，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并对单位的特征、范围及其与其它相关概念的界限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单位　　单位犯罪　　特征　　范围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人和各种组织体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种种行为也正日益攫取着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其中，由于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种种冲突，有些组织体会做出一些越轨不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因而，如何规制组织体的行为及预防、惩治其不法行为便成了社会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刑法作为社会规制人们行为最严厉的一种手段，自然也被人们提出。 但长期以来，人们恪守“社团不能犯罪”的罗马法古训，组织体的行为能否作为犯罪处理，引起了刑法学界长期而广泛深入的争论。随着组织体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加大以及其不法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的日益加剧，有许多国家的刑法已对此反应，并将其犯罪化。我国自1987年《海关法》首次将组织体的不法行为犯罪化以来 ，组织体作为一种犯罪主体并被追究刑事责任便逐渐为立法所肯定并为人们所接受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更是在总则、分则中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在总则中专辟一节即总则第2章第四节第三十、三十一条两个条文原则规定了单位犯罪问题，第一次在刑法典中确立了自然人犯罪主体与单位犯罪主体并存的格局；分则中规定的涉及单位犯罪的条文96个，罪名多达121个，占全部罪名的29%强。随后，最高立法机关在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增加了骗购外汇罪的规定，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四）》）增加了走私废物罪等4个单位可以构成的罪名。可以说，关于单位不法行为之犯罪化已完全为立法所肯定。不过，纵使立法已然肯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持异议者仍有人在，立法的肯定并未完全平息争论，而且关于组织体（单位）犯罪理论不完善以及本身的一些天生缺陷仍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组织体犯罪理论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本文仅就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界定问题作一探析，以期对单位犯罪理论之完善尽添片瓦之力。

一、单位的定义
同国外一般将组织体犯罪称为“法人犯罪”不一样，我国在刑法修订之前，关于组织体犯罪的称谓极为混乱，立法上有使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的，如《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有使用“企业事业单位”犯罪的，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等，有使用“单位”犯罪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等，而在理论界有使用“法人犯罪”的，也有使用“单位犯罪”的。《刑法》统一称为“单位犯罪”。 统一了称谓，但也引来了非议，主要批评即为“单位”一词非法律术语，亦无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对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引发了许多争议。应该说，这些批评极为中肯，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本非法律术语，其内涵与外延皆不明晰，而作为法律术语应具有明晰的内涵及外延，这也应是研究单位不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逻辑起点和前提。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虽对单位犯罪之主体范围有诸多讨论，但一般限于对《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进行分析，并未抽象出一个具有明晰内涵与外延的定义，立法亦回避了此问题。单位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是导致对“单位犯罪”称谓批评的根源，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将单位定义法定化以明确其内涵与外延，虽然下定义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作为研究单位犯罪的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我们又不能回避它而应将其从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中抽象出来。
（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前文所称对于“单位”无明确定义一说仅就刑法学意义而言，作为中国人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单位 ，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 社会学学者对单位的定义作了不懈的努力。兹举一、二如下：
（1）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 该定义并未给出实质的内涵，言之过泛。
（2）单位是再分配体制中的制度化组织。 该定义指出“制度化”这一单位实质内容，得到众多社会学学者的赞同。
（3）单位是利益竞争和满足的主要单位，同时又是国家正式体制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它被要求对整个的社会秩序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是利益竞争的组织，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还必须同时是一个有政治内容的组织。 该定义揭示出了单位利益性、政治性、组织性等特征。
（4）单位是在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结点。 该定义赋予了单位这一概念较多的内涵。
在大多数社会学学者眼里，真正意义上的单位只存在于城市之中，并一般赋予其制度性、政治性、组织性等内涵，并认为计划经济体系是单位依存之必要条件， 从而将农村组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拒之于“单位”门外。
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内涵丰富，为我们揭示了“单位”的诸多特征：组织性、制度性等，作为中国特有社会现象，它应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单位犯罪的一个起点，毕竟犯罪本为社会现象。但社会学中之“单位”，终因研究视角之不同，远非刑法意义上之“单位”，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二）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从社会学“单位”定义我们知道，无论“单位”为何物，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便成了定义单位的一个中心词，而现在所需的便是在“社会组织”一词前加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将明确“单位”之内涵，从而界定其外延，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其最基本的机能就是界限机能，即明确刑法意义上的单位的外延，以区别和排除非刑法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明确性本是罪刑法定原则应有之义。 基于此，笔者将刑法中之单位定义为：所谓单位是指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成立的，得到法律认可的， 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下文若非特指，“单位”均指刑法意义上的单位。

二、单位的特征
根据上文定义，我们认为，单位具有如下特征：
（一）载体性。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与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自然人不同，单位的意志形成与控制以及意志的实现与表达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即作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单位必须由一定数量的自然人构成，一定数量的自然人是单位成为社会组织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当然，作为单位行为载体的自然人非指特定的某个或者某些自然人，而是泛指。
（二）利益性。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任何主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必须和其他主体发生联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中谋取利益”， 而单位恰恰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或某些共同利益而成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追求利益是单位成立的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因。就单位生成动力而言，单位是一种人们寻求自我利益保护的实体，又通过特殊的利益关系和身份关系把个人吸附其中。 因此，利益成了单位一切行为的动机。 何为利益，千百来年，众说纷纭，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之争， 但三说皆肯定利益是主体的需要及其满足。当然，利益不仅仅指经济利益，亦与利润有别，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种种利益，就其主体而言，又包括个人的、国家的和社会的利益。利益与法律密切相关，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益（interests）这一词条作如是解释：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创造利益（利益是由个人、集团或整个社会、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而创造的），但法律制度只是承认或者拒绝承认特定的利益是否值得予以保护。 因此，在理解单位的利益性时必须将其与法律联系起来，而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因主体不同而可能引发种种冲突正是导致单位不法行为的根本原因。
（三）组织性。这是单位在结构上的特征。所谓组织，即指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 单位的组织性即通过一定方式使单位的构成要素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体现出系统性，使之发挥最大功效。而组织方式又会因不同的单位而有所不同，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依靠制度体现组织性，形成制度权威，而制度又主要依靠法律、纪律、规章等力量维持，这种维持又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将之分为两种：依赖利益状况维持和依赖强制性命令维持。前者主要指该组织或依法律授权或依地域等天然特性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并藉此满足单位成员的利益需求；而后者则主要指该组织主要依靠某种权力而形成并维持其运行。
第二种，则依赖个人魅力维系组织，形成个人权威，在该种类型中对组织的控制时情感、个人威信等因素起很大作用。
上述分类仅只是侧重一方面的权威而已，而并非完全排斥另一权威，它们都表现为纪律、规章等有形的东西，以职位为基础，并形成一整套机关（或机构） 从而体现出整体性。
（四）合法性。合法是相对于不法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其存在为一国之法律、法规所认可。单位的合法性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单位的设立宗旨合法，宗旨的合法性即指单位设立的宗旨应符合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要求，而不能与之相违背。这是单位合法性的实质要件。一般认为，为犯罪而设立的组织为共同犯罪（多体现为犯罪集团），而不认为是单位犯罪。 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便是适例。
第二，单位的形式要件合法。形式要件合法包括设立程序合法以及单位的组织机构合法，前者如企业需经有权机关登记注册成立，后者如有限责任公司应依《公司法》第二章第一节之有关规定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第三，单位的存在合法，也就是说，单位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查封、关闭或破产、倒闭、解散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不允许其存在的法律规定。
（五）法律人格完全性。人格即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之称谓。 法律人格即法律权利主体资格。人格学说是由罗马法创立的，古罗马法基于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人与人不平等的理解而建立了人与人格相分离的学说，该学说只赋予罗马市民以完全的法律人格。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自然人生而平等，但在社会组织这一非生命体中则并非生而平等，只有在其达到法律规定的要件，由法律赋予其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即人格，该社会组织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而社会组织之法律人格需具备以下要素：人和财产，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财产和人（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于人而言，组织的团体人格独立于个人人格，体现于团体之共同意志（整体意志）；于财产而言，组织的团体人格以拥有财产为绝对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三、单位的范围
关于单位的范围问题，首先得明确单位是否仅限于法人。对此，否定者以非法人单位由于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混同，故而认为对非法人的经济惩罚实质为对个人的处罚， 或以非法人单位不具犯罪能力，无独立人格而否认其单位犯罪主体资格。 也有不明确否定非法人单位，但论述时实际上以某些单位为非法人而予以排除。
而肯定者以刑法并未限定为法人以及我国非法人组织存在之客观现状和司法实践为由主张单位不仅仅限于法人，而且在国外刑事立法和理论虽较多使用“法人犯罪”，但不限于“法人”， 如《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指公司、协会、团体，且不论其是否组成法人组织。 笔者亦赞同此观点，认为单位犯罪主体不应限于法人，而关键看其是否符合单位定义和是否具有单位之特征。
根据以上对单位的定义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单位应包括以下几种：
（一）公司、企业
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并以营利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 公司分为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在我国，公司主要指按《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
企业是指以从事生产、流通、科技等活动为内容，以获取利润和增加积累、创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切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按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划分，如按照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可以分为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可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等。
在单位犯罪研究中，对于企业有几个争议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关于私有（营）企业。
对于私有（营）企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张，否定者一般以其为“私”而主张私有企业之犯罪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但肯定者为绝大多数，而且其理由更为充分亦更符合法律旨趣，其理由主要有：首先，单位犯罪之所以区别于自然人犯罪是因为二者有不同的主体特征和构成要件，单位犯罪中凸显单位整体意志，同时体现利益归属的整体性，虽然私有企业的利益最终归属于投资者（所有权人），但此利益与所有权人个人利益有所区别，尤其是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私有企业表现尤为明显。因为作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人一旦出资，此资便与所有权人本身的资产相独立存在，私有企业的团体人格一旦形成，同样独立于所有权人之个人人格。因此，私有企业作为组织行为显然有别于自然人行为。其次，对私有企业实行刑法上的差别对待，明显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律原则。 再次，以所有制性质界定单位犯罪主体不具可操作性，因为存在所有制交叉和所有制不清现象。 因此，对私有企业不能因其私有性质而否认其刑法地位，否认其单位犯罪主体资格，而应以其企业组织形式认定，如其符合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具有团体人格，则可构成单位犯罪。
第二，关于合伙企业。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合伙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的由各个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本身为非法人。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教育部


国家民委、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民委发[200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教委：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已经两部委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民委
　　　　　　　　　　　　　教育部
　　　　　　　　　　　　　　 二OOO年七月二十八日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这“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55个少数民族有l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以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的64％；我国2.2名万公里陆地边境线，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市、县都有两个以上民族共居。
　　现阶段，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发展的经验表明，依靠科技和教育，从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人手，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发展职业教育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成效显著、示范性强的骨干职业学校，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民族职业教育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7年，我国西部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低于50％，总体数量、规模相对较小；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以及办学形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民族地区忽视职业教育的现象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其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办学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将对我国跨世纪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科教兴国的落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
　　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是众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要顺利地进行西部开发，必须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这也要求加快发展民族职业教育。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坚定信心，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努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既要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现阶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努力探索符合民族特点和民族区域特点的发展路子。
　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必须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加强民族团结、民族政策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
　　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求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核心，逐步建立起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突出，结构优化，层次完善，布局合理的民族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能够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要在现有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和农村实用技术推广站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网络，逐步做到每一个乡镇的教学点都有卫星接收设备和完整的电教设备，力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使初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一两项脱贫致富的实用生产技术。在经济相对较好地区使农村初：高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适应农村产业化需要的生产技术，使之获得“绿色证书”，适应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和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需要；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要继续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制度，逐步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人制度，使城镇劳动力先培训、后就业。
　　到2005年，要使民族地区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达到50％左右，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要超过50％；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兴办了批骨于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一般每个县(旗)应首先办好一所。在人口特别稀少和居住分散的地方也可每个地区(盟)办好1—2所，在个别条件好的地区（盟)、县（旗)可办好国家级或省级重点1-2所，以发挥骨干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推广、生产示范、信息服务、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三、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办学路子
　　围绕科教兴国战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教、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要加强职业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结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同的地区分别确定不同的发展规模、速度、目标和模式，使职业教育与科技；经济的发展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在城市要加强教育与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校企合作。职业教育要积极开展转岗、转业培训，参与实施再就业工程，主动为促进劳动就业服务。
　要实行三教统筹，综合考虑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比例和结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学校的布局结构，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在专业设置上，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要’重点保证资源开发及支柱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农村要进一步把职教和扶贫结合起来，使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有机地衔接配合起采，使智力开发、经济开发、扶贫开发和，“星火”、“丰收”、“燎原”计划项目的实施能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要坚持多层次、多规格、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培训网络。根据现阶
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水平，职业教育应以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为重点，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三加一”、初二分流；四年制初中等），广泛开展职前职后的各种职业培训，适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要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结合；学年制与学分制结合，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加强针对性和适用性，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用技术的训练，同时实施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品质和创业能力，造就一大批“学得好、用得上、留得住”的、能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方面起骨干作用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等专门人才。加强与乡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技推广站的合作，形成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录像；互联网络等先进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逐步建立覆盖民族地区的信息、技术、教育一体化的综合性立体网络。使教育资源能直接有效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有效地降低民族地区由于环境、交通等自然条件造成的教育上的高成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充分调动行业、企业、集体、个人兴办和支持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要求，进一步把各方面的职责具体化，落实企业承担对本单位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兴办和支持赞助职业教育，推进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形成合力，营造促进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资源结构，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贯彻产教结合的 原则，大力发展与教学需要相适应的校办产业，促进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产业单位联姻，组建各类产业的生产经营联合体，走以产促教、以产养校的路子
四、进一步制定、完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要推进现有招生制度、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人制度。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牧等类专业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凡取得初中毕业文凭者，可不限年龄免试入学，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发给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建立健全地(盟)、县(旗)、校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学校毕业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对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咨询、指导和推荐服务。实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并优先聘用获得双证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健全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和完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办法，明确对各类劳动者的岗位要求，坚持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就业准入制度。
　 要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各地在保持与普通学校同样拨款水平的基础上要逐年增加投入、中央拨给各省、自治区的城乡职教补助费，要划出适当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在地方财力中所占的比例要逐年提高，并在职业教育征地、基建、购置设备、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给予必要照顾；各级民委要安排一定经费支持职业技术教育；要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对某些办学成本高的专业可适当提高学生的收费标准，也可通过合适的途径，争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或部门支持办学等；在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上，要严格制度，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民族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监督机制。
　 要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和职业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建设的50个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和部委、地方所属的高等院校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更多地承担为民族地区培训职教师资和管理干部的任务。要制定优惠的政策，吸引和留住更多高水平的教师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基本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逐步建立一支专兼结合、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和职业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时，要安排一定的名额对口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鼓励优秀
高中毕业生定向报考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制定具体措施，吸引更多普通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等。要实行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聘职教教师的用人制度，把部分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充实到职教师资队伍中来。
　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加强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的调整，制定并实施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类型、经济结构的现实需求及语言环境，组织并指导开设、编写具有当地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和相应的教材。
　积极开展与东部发达地区间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促使经济扶贫与智力扶贫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现有的省与省之间职业教育对口支援的力度。已建立合作关系的省、自治区应鼓励双方的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刚加强合作，结成对子，共同协商合作的内容、开发的项目，走智力扶贫、共同开发、互惠互利、良性互动的路子。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将认真总结交流与合作的经验，评估、表彰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
　五、加强宏观指导与统筹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
　 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指导。教育部、国家民委将适时研究制定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划、政策、措施，并认真检查各地落实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给予指导、解决。
　 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统筹领导伪力度；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协调领导机构，做到各有关部门职责分明，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承担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重任。
　 建立健全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督导评估制度。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教育督导机构与各级民委要依据《职业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各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有计划地开展民族职业教育的督导评估工作。县(旗)可以每两年一次对职业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条件、办学质量进行评估，促使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成效，真正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加强职业学校的领导班子建设，大胆提拔和使用懂教育、懂经济、懂管理，德才兼备、开拓进取的人才，同时要深入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职业学校的整体功能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