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7日江西法院网发表了赵婵娟同志的《族谱能否作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一文，笔者与其观点不尽相同，故撰文抒已一管之见。

　 【案情】

　　2011年初，黄贵生与其雇请的人一起拆除被告黄清根的旧房木料。黄大么与黄清根系同村村民，与黄贵生同姓。黄大么在经过黄贵生所拆旧房时，不慎被墙体掉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黄大么即被家人送入分宜县人民医院治疗，其住院后于2011年2月25日死亡。因两被告黄贵生，黄清根未赔偿黄大么的经济损失，故黄大么之妻李和青，黄大么之子黄外生，黄苟牙诉至法院，要求黄贵生，黄清根两人赔偿死亡赔偿金65975元。黄大么的出生日期涉及死亡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因此双方当事人对黄大么出生日期的认定出现较大争议：原告方出示了黄大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三份，拟证明黄大么系1944年1月1日出生。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了族谱一份，黄宏有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黄大么出生系1937年出生。

　　【分歧】

　　族谱中所记载的个人身份信息究竟能否作为证据加以认定？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时的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2011年10月29日新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由于身份证、户籍资料为公安机关提供，具有公信力且证明力强，故身份证、户籍是一份重要证据。而族谱是地方流传的一种习惯，并不具有合法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从证据效力上而言，户籍的证明力更大。但是族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就习惯而言，有些族谱都是按当地风俗以及实际状况来记载的，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故族谱具有足够的证明效力。

　 【评析】

　　原文作者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族谱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成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加以认定。

　　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的部分观点，认为族谱虽具有合法性，但在有户籍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材料为准，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为准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故认定自然人出生时间的标准依次为户籍证明、医院出生证明、其他有关证明。本案中，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的族谱、调查笔录属于其他证明的范畴，其证明效力低于户籍证明；

　　二、从证据的证明力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故族谱、调查笔录的证明力低于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户籍证明材料；

　　三、从族谱、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来看，原文作者对族谱的三性均予以采信，主张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对族谱中记载信息的予以认定。笔者认为，对于涉及认定身份关系事实的证据一般不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族谱是黄姓家族族人共同修订并流传，为当地黄姓族人所认可，被告作为黄姓族人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对族谱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采信。但族谱的真实性并不能代表族谱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族谱的真实性与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是两个概念，如族谱记载的族人出生日期是错误的，虽然它长期存在具有真实性，但它的记载的真实性却不存在。故对族谱、调查笔录的关联性不应采信。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大么的出生时间应以户籍证明材料为准，即出生时间为1944年1月1日。

　　（作者单位：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共黄冈市委办公室


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和赠送“红包”的处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龙感湖管理区，军分区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
《关干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和赠送“红包”的处理规定(试行)》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黄冈市委办公室
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4年12月31日



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和赠送“红包”的处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坚决制止和惩治违规收受和赠送“红包”的行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和赠送“红包”的处理规定况鄂办发[2000]63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红包”是指以各种名义赠送或收受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信用卡、购物卡(券)等。
第三条 严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直接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外商、私营企业主赠送的“红包”。凡违反规定的，对收受和赠送者一律先行行免职，再查处。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上述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平力量赠送的“红包”必须拒收。因故无法拒收的，必须在三个月内登记交公，并说明赠送人及赠送的原因。对不说明“红包”来源的，依照省纪委《关于重申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和赠送“红包”的通知》要求，给予诫免或通报批评，经组织做工作仍不如实说明“红包”来源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第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款给上级机关、业务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红包”，违者除由送者个人承担所送的金额外，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纪律责任。同时，责令单位负责人追回送出的公款，无法追回的，由单位负责人全额退赔。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收受“红包”超过三个月不登记上交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写出书面检讨。情节严重的，依照鄂办发[2000]63号文件第十条规定处理；金额1000元以上(含本数，下同)不满2000元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2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至降级处分;5000元以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以上处分。
第七条 单位违反规定收受“红包”，依照鄂办发[2000]63号文件第十一条规定处理:金额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给予单位负责人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10000元以上不满20000元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至降级处分;20000元以上的，给予单位负责人党内和行政撤职以上处分。将单位收受“红包”隐瞒私分的，以贪污论处。
第八条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赠送“红包”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写出书面检讨。情节严重的，依照鄂办发[2000]63号文件第十二条规定处理:1000元以上不满3000元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3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至降级处分;5000元以上的，给予党内和行政撤职以上处分。
第九条 单位违反规定用公款向他人赠送“红包”，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写出书面检讨，情节严重的，依照鄂办发[2000]63号文件第十三条规定处理:1000元以上不满3000元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3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至降级处分;5000元以上的，给予党内和行政撤职以上处分。
第十条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因领导干部工作关系收受单位和个人赠送“红包”的，由领导干部本人承担纪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的违纪金额是指多次赠送或收受 “红包”的累计数。
第十二条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重或加重处分:
(一)用公款送“红包”的;
(二)索要或暗示对方赠送“红包”的;
(三)赠送或收受“红包”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
(四)屡犯不改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轻或减轻处分:
(一)在组织调查前，如实报告，并主动如数上交所收“红包”的;
(二)在组织调查期间，主动交代组织尚未掌握问题的;
(三)主动追回以“红包”名义送出公款的。
第十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其工作人员。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共黄冈市纪委、黄冈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