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公司重整/有担保债权/限制
内容提要: 在传统破产法上，有担保债权一直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地位，无论是破产清算程序还是破产和解程序，都较少对该种权利及其权利人产生实质的影响。重整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既有状态，为了实现债务人重建与复兴的目标，需要对有担保债权的内容及其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具体反映在重整法律的制度设计中，如此既能够完成债务人重建与复兴的目标，也能同时兼顾相关债权人的利益。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之制度目的，系使得债权人纵然在债务人陷于无力清偿的情形，也得以凭借其所支配的特定财产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而排除债权平等原则的适用。充分发挥财产的担保机能，对于实现资本融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破产法理论也一直认为无论破产清算程序还是破产和解程序，担保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可以直接支配担保物优先受偿，不受破产程序的约束。[1]

然而，随着破产法的发展和演化，重整制度的降生使得有担保债权[2]的这种“局外人”的角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作为近代以来破产法发展中一次重大的制度革命，重整制度突破了传统破产法仅仅将视角局限于终结债务关系，清偿变现资产，将更为广泛群体的利益以及债务人破产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纳入考量的范围，力图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手段和措施使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得以重生。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虽然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法律制度的理解认识等方面有所差异，但为了实现债务人重建与复兴这一目标，将这种附有担保的债权纳入重整程序之中，并对其内容及实现的方式等方面做出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势和课题。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八章专章规定了重整程序，为债务人的再建和复兴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在有担保债权的处理上，我国《破产法》也建立起一些相应的规则。

在本文，笔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具体制度的考察上，结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比较，简要梳理公司重整程序对有担保债权进行限制的相关内容。

一、担保权行使中止或延缓

公司的重建与复兴需要保留和充实公司的财产，而担保制度的运行却恰恰以取走或剥夺公司的财产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担保债权人在公司重整程序中行使其担保权，公司重整就失去了条件和基础。因此，在重整程序伊始，法律即首先对担保权利的行使做出限制，中止或延缓权利人对担保物的变现程序，以保全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债务人公司提供谋求重整的条件和基础。

美国法对担保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控制体现在自动中止（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ａｙ）制度的设计中。根据其《破产法》第３６２条（ａ）款的规定，无论是债权人或是债务人提起的重整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本身即产生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效果。此时，任何旨在控制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权的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3]英国法上的重整制度深受美国破产法的影响，也采用自动中止制度对担保权人实行担保权的行为进行限制。[4]在其管理程序中，自相关的当事人向法院递交管理令的申请时，债权人即不应再采取行动行使其对公司财产的担保权。[5]在日本《公司更生法》规定的更生程序中，当法院作出债务人进入更生程序的裁定后，任何针对担保财产行使担保权的行为和程序均被禁止。[6]此外，在相关当事人提出更生程序开始的申请至法院作出上述裁定的期间内，为了防止担保债权人提前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担保权，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其职权发出中止担保权行使的命令。[7]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与日本较为相似。在法院裁定债务人进入公司重整程序后，担保债权人必须依照重整程序行使权利，别除权不被承认。[8]在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至法院作出裁定的审查期间内，法院可以根据相关的当事人的申请或依照其职权采取临时性措施以限制担保权人行使其权利。[9]

观察上述制度设计，在这种中止效力产生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上，各国的制度设计有所差异。以大陆法系的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中止效力的发生是在法院作出开始重整程序的裁定之后，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本身并不能产生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效力，其作用只是启动法院的审查程序。在这段时间内，法院可以依照其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发出中止担保权行使的命令。而在诸如美国、英国这样采用自动中止制度的国家，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的本身即产生中止效果。[10]在我国《破产法》中，对担保权行使的控制发生在法院做出重整裁定之时，[11]当事人提出申请本身并不能产生中止效果。这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较为相似。但是，由于我国法院进行的是“表面事实的审查”，[12]其所依据的是由当事人所提交的材料，[13]并没有规定类似日本或我国台湾地区那样的包括专家调查等手段在内的实质审查过程，[14]在实质上已经将中止担保权行使的时间大大提前，接近了英美法上的自动中止原则。

二、担保债权人协助义务之附加

（一）按规定申报债权的义务

在重整程序中，使相关债权人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债权申报与重整程序的有效运转及其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首先，从重整制度的设计来看，其意在实现公司的重建和复兴，同时提供一种债务清理机制。如果不将相关的债权人纳入其中，重整程序就无法对这些债权施加影响，其债务清理功能也就无从发挥。此外，从效率角度看，重整程序的良好运行有赖于相关主体的协助和配合，对债权人加入程序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规范有助于保持参与主体在行动上的一致性，避免程序的反复或迟延。

在法国法上，担保债权人必须于法院规定的申报期间内向债权人代表申报其债权。[15]债权人的申报单应当注明做出开始司法重整程序的判决之日的债权数额及其到期日，说明债权担保的性质，[16]否则其债权即告消灭。[17]如果债权人能证明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申报非自己的原因所致，他可以请求特派法官恢复其权利。但是，此种恢复权利的诉讼只能在做出开始司法重整程序的判决之日起的１年内提起。[18]在日本的公司更生程序中，欲参加更生程序的有担保债权人应当于法院所定的期间内将其姓名、担保情况等向法院进行申报。[19]如果债权人不在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将产生下列两个后果：不能参加更生程序而行使程序性权利；不能获得任何清偿。[20]债权人因为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于法院所规定的期间内申报债权时，可以在这种事由消灭后１个月内补正其申报。但是，在为通过重整计划而召开的关系人会议闭会后，则不得申报。[21]德国法上关于担保债权人申报债权的规定与日本基本一致。[22]

而根据我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程序中，未进行申报的债权人不具有程序的参与权，其无法在重整程序中行使如表决权、监督权等程序性权利，也不能依重整计划受到清偿。[23]同时，按照《破产法》第９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所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此外，对未于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债权的权利人可以在程序终结之前补充申报。[24]

（二）对评估、调查工作的配合义务

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资产、人员等相关信息的调查、核实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展开破产事务的基础。在针对担保财产进行的评估和检验中，因担保权类型的不同，这种检验工作的难度也有差异。特别是对留置、质押等以转移财产的控制权为特征的担保类型，由于担保财产仍处于债权人的控制之中，这种评估工作就有可能遇到来自债权人的阻力。因此，在必要时，法律需要提供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以促进债务人评估、调查工作的完成。

例如，根据日本《破产法》第１５４条的规定，为了进行评估，破产财产管理人可以要求担保债权人提示其占有的担保财产。管理人拟对担保财产进行评估时，担保债权人不得拒绝。[25]我国台湾地区２００７年公布的债务清理法草案中也采纳了类似的制度设计。在公司重整程序中，为了便宜管理人信息的获得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担保债权人被课加容忍与配合管理人进行财产评估、检验的义务。同时，为使得此种义务的履行具有实效，在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或协助时，管理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6]

三、债务人对担保财产控制权[27]的强化

（一）担保财产的取回机制

留置或质押这样类型的担保方式原则上是以债权人对担保财产的占有和控制为特征的，债务人虽然具有所有权人的身份，但是其并不能实际占有已经处于留置或质押状态的财产。从积极促进重整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角度来看，这种占有和控制状态的安排不利于公司重整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这些标的物或财产为公司重整所需要时，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这些财产从债权人处取回，重新置于债务人或管理人的控制之下，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上述规则在美国法上尤为明显，对那些由债权人占有或控制的担保财产，如其为公司重整所必须，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要求占有该担保财产的债权人返还该担保财产，债权人不得拒绝。[28]当然，对于该担保财产在使用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减损，债务人或管理人亦应该提供充分的保护。如提供担保或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偿金等等。我国《破产法》在这个层面未对担保权人做出不同的限制，欲取回担保物，管理人必须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29]

（二）担保财产的使用、处分

与传统破产清算程序强调对担保财产的限制（如立即停止使用担保财产等）不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根据重整的需要继续对担保财产进行占有和各种形式的利用。这种控制权的配置正是重整中的公司进行生产经营、资金融通等重整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此种制度的支持，公司的重整工作也就难以展开。因此，在世界各国的破产法中，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管理人对于由其占有的担保财产可以直接或者附条件地予以支配”。[30]例如，依英国１９８６年《破产法》第１４条第１款的规定，管理人可以做公司事务、营业和财产的管理所必要的一切事情。而日本《公司更生法》也规定，在公司进入更生程序以后，经营公司事业及管理、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专属于管理人。[31]

四、对担保权不可分原则的变更

论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马怀德
内容提要
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行为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途径很多，但实际收效甚微。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其中最主要的监督途径就是将其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本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结合行政复议实践和海外经验，提出了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抽象行政行为进入复议范围后面临的申请复议条件、复议管辖、复议效果、复议决定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 监督 范围
对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监督问题是理论界及实际部门十分关注的问题，从1990年起草《行政复议条例》起，就有人主
张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及认识的不统一等原因，最终未能如愿。7年过去了，随着修改《行政复议条例》工作逐步展开，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问题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抽象行政行为究竟指什么？包括哪些表现形式？在目前监督体制下，有无必要将其纳入复议范围，能否找到相应法律依据？一旦纳入之后，又将面临哪些问题等等，均是理论界应当回答的。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以期引起讨论。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及范围界定


抽象行政行为是一个学理概念，是指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主体制定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复适用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从特征上说，非特定人是相对特定人而言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是指其效力及于未来；可以反复适用是指可以不止一次地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才能称为抽象行政行为。例如，县政府关于某项收费的文件是针对非特定人的，而且对未来生效，但对相对
人不能反复适用，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因此，收费文件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理论界普遍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①从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看，有必要对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加以监督和规范，但从我国的法制现状及法规、规章在执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看，将所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不太现实。权衡现行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管理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关系，笔者认为将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为宜。本文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除特别说明外，均指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二、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途径


根据我国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第10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服的，不能申请复议。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的理由，《国务院法制局关于〈行政复议条例（草案）〉的说明》给予了权威性解释："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同对行政仲裁、行政调解以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监督一样，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都分别有相应的规定。由这些行为引起的争议，只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即可，没有必要走复议这个程序。"②在当时看来，尽管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会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解决这一问题已有其他途径，无需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那么这里所说的其他监督途径指什么呢？
（一）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从宪法、组织法的规定来看，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其次，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再次，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决定、规章；最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二）备案审查、法规清理和诉讼监督

从具体做法上看，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国务院通过备案审查可以发现规章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正。有些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也要求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将其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此外，国务院在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可以发现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
（三）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时的间接监督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3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如果发现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与上一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时，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予以撤销或者改变。复议机关无权处理的，向其上级机关报告，上级机关无权处理的，提请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这些看似完备的监督制度实际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上述监督几乎都是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的监督，由于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因而无法顺利进行。二是
在这些监督形式中，没有行政行为的利害相关人参与，同于缺少程序的发动者，无法沟通行政行为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上述监督形式有名无实。

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现行的监督机制并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理论界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的呼声再度高涨。③概括起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的必要性有以下几方面：
（一）抽象行政行为本身性质的需要

我国《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但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很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对相对人也不公允。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毕竟是针对个别人的，即使违法，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也是局部的。但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同，它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违法，将会给众多人造成损失，如果复议机关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予以撤销，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违法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力，因此更有理由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二）改变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现状的需要

由于立法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对于这些问题，因立法明确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其他监督机制又难以奏效，于是，形成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真空地带。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
（三）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全面监督的需要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全面监督关系，监督的内容从制定法规政策、实施抽象行政行为到执行法律、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等各方面。但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只体现了上下级之间有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关系，却未能解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这说明现行的复议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全面的监督形式。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应当是全面监督的角度看，完全有必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四、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可行性

（一）现行法律提供了复议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审查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