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犯罪原因论

周鹏龙


摘要

　　对于犯罪之过失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首要解决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分析和预防过失犯罪的必备基础。因此在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上，从主体自身因素和主体外在因素探究过失犯罪原因（主要为心理原因），对于认识过失犯罪以及预防过失犯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过失犯罪原因 主体因素 主体外因素


　　大凡世界，社会纷繁复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依法治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在我国正处于转型和改良的发展阶段，犯罪现象依然客观存在，有增无减，不容乐观。在建立健全法律规制的同时，探讨犯罪原因，追溯犯罪本质，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对于“什么是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不仅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是众多犯罪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义不容辞的研究核心。对于行为人为什么会犯罪以及其犯罪心理的探讨，古今中外各学者观点不一，尚无定论。笔者试图避免从宏观角度探讨犯罪原因，力图从微观角度探索导致过失犯罪的原因（心理原因），揭示过失犯罪之犯罪人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因。
　　对于过失犯罪的界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则为过失犯罪。据此过失犯罪可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则指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虽有预见，但由于过于自信而仍实施该行为，这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探索过失犯罪的原因不得不建立在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基础之上。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认识，西方不同学者分别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个体犯罪原因提出不同的主张。（1）生物学原因论，包括体型说，遗传说，内分泌失调说，物质代谢异说等理论。（2）精神病理学犯罪原因论，包括病态人格说，低能说等学说。（3）精神分析学的犯罪原因论，包括古典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新精神分析学观点等。（4）学习理论的犯罪原因论，包括犯罪模仿论，不同接触论，条件作用论，社会学习论等。（5）多元犯罪原因论。
　　我国学者对犯罪原因的探讨有：（1）台湾法学家，犯罪学家林纪东认为：“犯罪的形成，有其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造因至为复杂”。（2）犯罪心理形成原因论，包括内外因素论，动力因素论，聚合效应论，主客观辩证统一论等。（3）行为发生原因论，包括“犯罪心理结构+犯罪机遇——犯罪行为”论，“刺激——个体——反应模式——个体综合结构论——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论等。
　　纵观中外学者的犯罪原因之观点，笔者发现对于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争议大而且反映出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各学者站在宏观角度分别对犯罪原因进行了理论解释，作为犯罪范畴之过失犯罪其犯罪原因同样在各学者的理论解释范畴内。因此对于犯罪原因纷繁复杂的争议必然导致对过失犯罪原因的争议。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或者确定并非易事，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理解或者界定犯罪原因时，不能片面的认为一个或者几个确定的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终原因，犯罪原因本身是一个复杂因素的复合体或者结合体 ，因此探讨过失犯罪的原因时，不仅要遵循犯罪原因研究的方向而且要坚持全面、发展、联系、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观点。罗大华教授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不外是主体因素和主体之外的因素两大类。因此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研究也应从主体因素和主体外因素两个大方面就行探讨。基于这两大方面本文力图探究导致过失犯罪背后不为重视的心理因素。
　　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揭示，必须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原则，过失犯罪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犯罪主体自身的原因，而且外在复杂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对象。

一、影响过失犯罪的主体内因素

（一）心理因素
　　在过失犯罪的主体因素中，心理因素更具有决定性。它表明了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性，在引发过失犯罪行为方面，以下若干因素具有一定的作用。
（1）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各种事物和现象所持有的一种协调一致的，有组织的，习惯化的行为准备状态和心理趋向。态度和人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对人对事的态度不端正则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例如在一些特殊职业中，如车，船，医生，煤矿，铁路指挥等，如果态度不当便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抗态度，傲慢和固执态度以及自私的态度等。这些态度单个或者共同作用于行为人致使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加大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
（2）思维与认知。
　　不正确的思维与认知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思维的真确与否，应该以主观与客观是否相一致为准绳予以判断，如果主观与客观相离，其人认知就没有正确的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者自我认识不完善，或者自我观察不当，或者自我评价过高，或者自我体验歪曲等就会因客观与主观不一致甚或矛盾而出现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错误行为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过于自信的过失就是自我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或者不一致造成的结果。除了思维与认知之外，错觉也是过失犯罪心理不可忽视的因素。错觉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认识，由于人体心理或生理的原因导致客观实际与主体意识反映出现不一致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因疏忽大意造成的过失犯罪间或有之。
(3)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专注程度，或者集中的指向。注意的涣散与分心便是造成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都是以不注意为前提的。注意一般分为，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有意后注意。无意注意是无需作意志努力的注意，有意注意则是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注意，后有意注意则为经过意志努力之后形成习惯的注意。对事物的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后有意注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专心完成任务，过失犯罪中注意力的不集中和分散是导致某些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因甚或是决定原因。
（4）情绪。
　　情绪的变化与过失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情绪来源于需要的满足与否产生的态度体验，情绪会对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以及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强烈的外在刺激之下产生的情绪，对人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过失犯罪的产生或多或少的伴随着犯罪人的主观感情，主观情绪。
（5）性格与气质。
　　性格是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事物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一旦形成便会鲜明的以主体为载体客观表现出来，并且贯穿于行为的整个过程。气质是指人生来就有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实践实例表明，性格和气质中的不良因素都有可能形成过失犯罪心理，进而导致过失犯罪的产生。如一个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人，可能会出现对工作缺乏热情，毅力不坚定和责任心不强烈等特征，这样的人很可能出现玩忽职守的过失行为。
（6）智能与经验。
　　通常情况下，智能低下的人发生过失的情况要多于常人，一般一些易产生危险的技术性操作，由于智能低下，在掌握技术上有困难，而且容易对危险评估不足，会出现对危险无所顾忌或错误低估危险，易于发生过失。同时高智能者由于过于自信而忽视危险也易造成过失。但同时缺少经验同样也是预见危险性的一个障碍，由于缺少实践经验而对事物发展的缺乏预见并且遇到问题不易处理，因此成为过失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7）记忆。
　　记忆的缺陷与失误，会造成行为偏离正确方向，如遗忘等，会使主体对外界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致使行为发生偏差。在司法实践中，有操作员因为没有记清或着忘记操作规则致使行为错误最终导致过失犯罪的发生。
（8）无意识因素。
　　无意识因素在正常行为中会有出现的可能性，例如偶尔因疲劳打瞌睡或者受药物影响，其可能潜入到意识状态导致正常意识的混浊致使过失行为发生。
（二）生理因素
（1）疲劳。
　　疲劳是指持久的或者过度的活动是身体不适，导致工作效率减退的抑郁状态。疲劳有心理疲劳和生理疲劳。人处于疲劳状态下，往往对外界刺激无法作出迅速合理的反应，对应注意的危险可能不会正常注意，这样容易导致危险行为的发生。
（2）酒精中毒或者其他类似状态。
　　据研究行为人在饮酒后会出现，如视力下降，触觉不敏感，思考判断能力，注意力下降等闹障碍。因此酒后发生过失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
（3）生理节律。
　　生理节奏规律正常与否对人的行为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例如人体生理活动周期的打乱以及生物钟的破坏都对行为的正常性有一定的影响。
（4）年龄，性别和身体机能的缺失。
　　年龄大小不同意味着心理成熟的程度与知识经验的多少的不同，因而对人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较为细心谨慎，注意力专一，不易造成过失行为。相反，男性一般粗心大胆，易分散注意力，因而容易出现过失行为。
（三）行为因素
论公众公司特有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
—美国的经验

苗壮 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生联合导师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美国公众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治理结构都是非常独特的。过去，一家典型的美国公众公司具有分散持股、集中管理[1]以及股份可以在具有流动性的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等特征。[2]现在，许多公众公司的很大一部分股份被机构股东所持有，后者比个人小股东更为积极地参与管理。还有少数公众公司存在单个控股股东，他们在公司治理中享有支配地位。[3]公众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不同，其治理结构也就不同。

本文将着重分析具有大量个人小股东的分散持股的公众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特征、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在一个存在大量个人小股东的公司，大部分股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动机参与管理。实际上，如果大量小股东积极参与决策与监督，公司的治理成本就有可能高得难以承受。因此，集中管理就成为分散持股公司的典型特征。

虽然分散持股以及具有流动性的股票市场增加了风险承担与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收益，但这种分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股东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考虑到上述问题，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这种分离才是有效率的。为了在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生存下来，分散持股公司必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一、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1.1 利益矛盾

分散持股公司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除非管理者持有公司很大一部分股份，否则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就会出现利益矛盾。换言之，股东与管理者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不同。

股东的效用函数相当简单。作为公司现金流的剩余索取者，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一个不持股或者持股数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管理者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索取者。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就有可能进入管理者的效用函数，如更多的闲暇、更高的收入、固位、晋升等等。其结果是，管理者有可能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更有甚者，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其个人利益相悖，经营者就有可能选择减少而不是增加利润的行动方案。换句话说，不是公司所有者的经营者有可能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1.1.1 偷懒

管理者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增加其自身效用的一种方式是减少投入但又不相应减少收入，换言之，就是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少做工作。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偷懒”（shirking）或玩忽职守（negligence）。公司利润与很多因素相关，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是外部环境和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假定外部环境不变，利润就与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呈正相关。但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与闲暇程度呈负相关。如果与工作相比更偏好闲暇，管理者就有动机相应减少其努力程度。显然，偷懒与利润最大化负相关。

在管理公司业务及其它事务的过程中，管理者承担着决策和监督的职责。要想尽到职责，就必须合理地掌握信息并给予合理的关注，否则就构成玩忽职守。具体来说，在履行决策职责时未能合理掌握信息就构成“积极的玩忽职守”（malfeasance），而在履行监督职责时未能合理关注就构成“消极的玩忽职守”（nonfeasance）。

1.1.2 侵占

管理者损股东利益而自肥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收入但又不相应增加投入，包括侵占公司资产（包括信息及其它无形资产）。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浪费”（waste）或者“挪用”（diversion）。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管理者的收入越高，股东的利润就越低。一个上进心较强的管理者有可能更为偏好增加收入[4]而不是闲暇。管理者可以通过事前与公司讨价还价，也可以通过事后过度地在职消费或采用其他方法侵占公司资产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收入。显然，侵占与利润最大化负相关。

最为明目张胆的侵占方式就是贪污。但是，贪污毕竟风险太大，更为谨慎而又精明的管理者更加偏好更为隐蔽且不那么危险的侵占方式，比如自我交易、篡夺公司机会、与公司竞争、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等等。如果管理者能自行决定自己的收入或对其决定施加重大影响，与公司就收入进行谈判的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构成隐性的自我交易。

1.1.3 风险规避

管理者还可以通过降低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方式损害股东利益并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风险规避”（risk evasion）。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商界，利润与风险高度相关。一般来说，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股东可以通过分散投资组合的方式降低风险，而管理者却不能。因此，股东往往是风险中性的，而管理者则往往是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利益矛盾。在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固位是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管理者厌恶风险的态度有可能激励其投资于风险较小、预期净值较低的项目上。这种态度还有可能激励其为固位而采取事前或事后的防御措施，以防范或者挫败敌意收购。

除了固位，晋升也是管理者效用函数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追求晋升有可能激励管理者盲目扩张经营规模，以制造更多的管理职位，[5]或者将公司变成多部门的混业经营企业，从而在制造更多管理职位的同时，通过分散经营范围降低公司风险。[6]如果公司在规模、范围方面的扩张显著增加组织成本，就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与偷懒和侵占相比，风险规避的动机、性质和效果更为复杂。[7]

1.2 信息不对称

除了利益矛盾，股东与管理者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就是说，具有管理才能并负责公司日常管理的管理者通常比股东更了解外部环境及其自身的品质和努力程度。如果信息是对称的，管理者就很难通过损害股东利益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问题。设计得当的激励报酬机制能够迫使管理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亦即将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然而，在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自利的管理者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身获益。

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有可能在合同订立（包括修订）前，也有可能在其后出现。另一方面，不对称信息本身可能包含了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或品质以及外部环境。根据信息经济学，事前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分别属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和品质、外部环境则分别属于“隐蔽行为”（hidden action）与“隐蔽信息”（hidden information）问题。上述两个维度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主要的不对称信息问题：隐蔽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隐蔽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8]